2803章:谁无暴风骤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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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基本上实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明代的政治生态要恶化得多,朱元璋杀戮、侮辱士大夫乃家常便饭,历代皇帝既要用文臣办事,又千方百计提防文臣,君臣的关系很难达到和谐状态,到了末期更是朝野戾气激荡。张居正是整个明王朝“得君”达到最佳状态的大臣,皇帝和太后几乎对他言听计从。连如此之人尚且不能保身后子孙安危,那么整个文官集团还能继续做“得君”之梦么?早在张居正之前的正德朝,大思想家兼大功臣王阳明已经看出“得君行道”太艰难,因触怒大太监刘瑾几乎被害死的他,逃到贵州的深山里,经过苦思而顿悟,把实现政治抱负的眼光投向民间,从“得君行道”的模式进步到“觉民行道”,即教化众民,来实现政治清明,这庶几近于公众启蒙运动了。
张居正死后仅四天即被弹劾,继而被抄家,宫秩尽削,玺书诰命全夺,最终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后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这类传统士大夫梦想的破灭。以后的东林人士企图用讲学、论政等民间舆论来影响朝政,但过于急切,平衡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利以及民众权利的全新制度没有建立,矛盾激化后无法调解,终于引发阉党和东林党的大火并,一大批有抱负有责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惨害,士大夫集团和明王朝也恩断义绝,明朝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再生也回天无力。对于自己的结局,张居正倒也不是一无所知,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他也曾在与友人们的书牍往来中说到自己身后很有可能的结局,但也已顾不得。也就是说以张居正的手腕与见识,为自己谋身并非是做不到也不是遇见不到,而是不屑去理会罢了,同样的人还有同时代的于谦,史书所写北京保卫战后,明代宗对于谦信任有加,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当时京城人心汹汹,副都御史徐有贞主张“南迁”,实际上是放弃北京逃跑。于谦坚决反对,声泪俱下地对皇帝说:京师乃天下根本,宗庙社稷宫阙百官万姓所在,一动大事尽去。敢言南迁者,斩!他也反对关闭九门困守的消极态度,主张积极出击,挫败敌军的狂锋,说:“不能战,何以守?”他亲临前线,誓师六军:如今事机在此一举,一不奋勇则祸患立至,虽生不如死。
挽狂澜于既倒,干谦厥功至伟,朱祁钰对他更加倚重。他兢兢业业忠心报国,经常在办公室过夜,很少回家。操劳过度,痰疾发作。皇帝朱祁钰不仅派遣太监轮番前往探视,而且自己亲自上万岁山砍伐竹子,提取竹沥,送给于谦服用。《明史?于谦传》对于这一细节,有这样的感叹:“宠谦太过!”这话的含义意味深长,皇帝的过分宠信必然会引来其他官僚的妒忌,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正如、《皇明书》所说:皇上推诚委任,于谦亦自信不疑,于是忌者侧目,言官们说他“柄用过重”,“目为跋扈”。《石匮书》也说他:“衿傲自用,遇勋庸国戚若婴稚,视士类无当。”这对于于谦而言,并不是好事。
何况朱祁钰登上皇帝宝座后,贪位心理作祟,一方面把回归的英宗朱祁镇幽禁于南宫;另一方面废掉英宗长子朱见深的皇储名位,改封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储。内阁六部大臣迫于皇帝压力,起草文件,声称:陛下使国家中兴,皇储理应归于圣子。于谦惊愕无语,考虑到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违心地在文件上签了名。不久,朱祁钰的独子——皇储朱见济夭折,储位虚悬,不少正直官员主张恢复沂王朱见深的皇储名位,遭到皇帝的否决。于谦再一次陷入困境,既不便表示赞成,也不便表示反对,只能保持沉默。英宗复辟以后,这就成了政敌攻击他的一条罪状。于谦已经预感杀身之祸随时可能降临,引镜自照,叹息道:此一腔热血不知竟抛洒于何地?
一手策划英宗复辟的石亨、徐有贞,得到再度登上皇位的朱祁镇的宠信,公报私仇,诬陷于谦和内阁大学士王文“意欲迎襄王世子”为皇储。三法司官员屈服于石、徐之流的淫威,以“谋逆”罪判处于、王二人极刑(凌迟)。对于这样的诬陷,王文愤怒之极,眼若喷火,据理抗辩。于谦在一旁冷笑道:这是石亨、徐有贞的意思,辩也无用,不论事情有无,彼等一定要置我辈于死地。
这样的判决,连英宗也于心不忍,说了一句良心话:“于谦实有功。”徐有贞声色俱厉地回答:“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说,假如不处死于谦,那么把景泰皇帝赶下台,把你重新捧上皇帝宝座,就名不正言不顺。朱祁镇只得妥协,把于、王二人由极刑改为斩首。史书说:“(于谦)死之日,天日如骤变,阴霾四塞,天下并冤之。”以于谦之能,并非不能遇见这些身后之祸,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饱读圣贤诗书的于谦、张居正岂能不明白,谋国与谋身同样是一个谋字,可与他们而言,前者显然是大于后者,所以早早就做出了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于谦、张居正的选择,并非他的选择,用孟夫子的话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人人都如此,杨峥自问做不到在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也做不到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的事情来,谋国与谋身如果让他选很大程度上他会选后者,这倒不是说他狭义,实则他对自己的认知太清楚过了,他不过是因缘际会混入朝堂的白丁,再如何努力他也未必有于谦、张居正那等觉悟,既没有也就用不着去勉强,再者,从局势上看当今的大明王朝还没到需要他谋国的地步,土木堡一战,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当时京师精锐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大明有亡国的危险,张居正就更惨,大明王朝已走了两百年,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加上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大明王朝各种矛盾丛生,可谓是风雨飘摇了,而今大明朝政虽有不少弊端,但经过将近百年几代君王的重农政策,赈荒惩贪,继续重用“三杨”,息兵养民,赈荒惩贪,朝政还算稳定,百姓好歹也能活下去,并未出什么乱子,更别说到国破家亡的地步,乱世要的是力挽狂澜的英雄,盛世需要守土安民的君子吧了,他自问做不了于谦、张居正这样的英雄,唯一能做的是保住自己有用之身,替天下百姓守住这来之不易的盛世而已。大公不顾私是坦荡正气,是一种境界。大公又顾私是中庸,是一种手段谋略。大私不顾公是现实,是一种最实惠的生活方式,如果让他选,他愿意更实惠一些。
见杨峥迟迟不语,杨荣倒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抓起酒杯喝了一杯酒汤,忽的问道;“不可知甘罗是如何死的?”
杨峥正思索入神,猛的被杨荣这么一问,竟有些回不过神来,楞了一下迟疑的问:“大人说什么?”
杨荣只能将自己的问话再对他说了一遍,杨峥颔了颔首道:“这个到是知道,说是那甘罗自幼聪明过人,小小年纪便拜入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任其少庶子。十二岁时出使赵国,使计让秦国得到十几座城池,甘罗因功得到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赐任上卿(相当于丞相)、封赏田地、房宅。至于怎么死的,史书并无记载,倒是百姓口口相传的有不少,说是秦王对甘罗十分喜爱,平日里与王后一起对弈也让甘罗作陪。一次,甘罗在帮皇后拾掉在地下的棋子时故意捏了一下王后的脚,以示对她一惯骄横的不满。王后对此大叫,要秦王斩了甘罗。但秦王爱才如命,就对王后解释说:“甘罗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才碰着而已,算了。”可甘罗一听却急忙一字一板地纠正说:“我不是不小心,是故意捏她的脚的。”正如俗话所说的,“女人脚光看不能摸”,何况甘罗不是摸而是捏,且那女人又是王后。秦王无奈,不得不依律而斩,十二岁的甘罗旋离人寰。另一种说法来自《东周列国志》的第一百四回,有诗云:甘罗早达子牙迟,迟早穷通各有时;请看春花与秋菊,时来自发不愆期。燕国太子丹在秦,闻秦之背燕而与赵,如坐针毡,欲逃归,又恐不得出关,乃求与甘罗为友,欲资其谋,为归燕计。忽一夕,甘罗梦紫衣吏持天符来,言:“奉上帝命,召归天上。”遂无疾而卒。高才不寿,惜哉!太子丹遂留於秦矣。”
杨荣道:“你以为如何?”
杨峥不知杨荣为何由此一问,但以杨荣的性子断然不会没有用意,所以心头虽好奇,但还是老老实实应了声:“两种说法都不可信。就说第一种,被秦王所杀之说,基本是不可能也有悖常理的,一个神通怎么会干这么愚蠢之事,与甘罗神通之名不符,第二种就更不可能了,自古求神问道的可不少,秦始皇、汉武帝那一个成事了,所谓甘罗飞升依我看百姓对这位神通的喜爱,不忍他英年早逝罢了。“
杨荣嗯了声道:“总算你还有几分眼光,不过市井之言也并非空穴来风,那甘罗年少成名,出使燕赵不费吹灰之力为秦国立下大功,被封为上卿,被世人传为佳话,试问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官拜相国、位高权重、名满天下,自然引起了那些老臣的不满,暗中用了什么手段史书没有记载,但未必就没有,依老夫看甘罗之死,死于自己太过高调,不懂的收敛罢了!”说到这儿,杨荣看了一眼杨峥,语气沉重的道:“为官之道,高调固然是好事,可太过高调难免引起祸端来,你年纪轻轻就位居兵部尚书,平安南、治江南、开海禁、兴商道、定瓦刺、算上你谋划汉王之功,十余年里大明能做的你都做了,你让王振能做什么,今日的你就是昔日的甘罗,老夫希望你记住,官场与战场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一味的进攻未必是一件好事,退下来也许才是制胜之道。老夫为官四十载,也是昨日才明白了这个道理,老夫这一生什么也不羡慕,唯独羡慕秦时王翦,汉时萧何做官做到了他们那个地步,仍懂得知进退,明得失不得不说是一种智慧,身在官场愈是处庙堂之高,愈掌控权势,愈是要懂得收敛退让,你身负重任老夫希望你不要做甘罗,做做王翦、萧何谋国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谋身,有时候能活下去才有希望,才能看到胜利。”
宋代基本上实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明代的政治生态要恶化得多,朱元璋杀戮、侮辱士大夫乃家常便饭,历代皇帝既要用文臣办事,又千方百计提防文臣,君臣的关系很难达到和谐状态,到了末期更是朝野戾气激荡。张居正是整个明王朝“得君”达到最佳状态的大臣,皇帝和太后几乎对他言听计从。连如此之人尚且不能保身后子孙安危,那么整个文官集团还能继续做“得君”之梦么?早在张居正之前的正德朝,大思想家兼大功臣王阳明已经看出“得君行道”太艰难,因触怒大太监刘瑾几乎被害死的他,逃到贵州的深山里,经过苦思而顿悟,把实现政治抱负的眼光投向民间,从“得君行道”的模式进步到“觉民行道”,即教化众民,来实现政治清明,这庶几近于公众启蒙运动了。
张居正死后仅四天即被弹劾,继而被抄家,宫秩尽削,玺书诰命全夺,最终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后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这类传统士大夫梦想的破灭。以后的东林人士企图用讲学、论政等民间舆论来影响朝政,但过于急切,平衡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利以及民众权利的全新制度没有建立,矛盾激化后无法调解,终于引发阉党和东林党的大火并,一大批有抱负有责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惨害,士大夫集团和明王朝也恩断义绝,明朝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再生也回天无力。对于自己的结局,张居正倒也不是一无所知,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他也曾在与友人们的书牍往来中说到自己身后很有可能的结局,但也已顾不得。也就是说以张居正的手腕与见识,为自己谋身并非是做不到也不是遇见不到,而是不屑去理会罢了,同样的人还有同时代的于谦,史书所写北京保卫战后,明代宗对于谦信任有加,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当时京城人心汹汹,副都御史徐有贞主张“南迁”,实际上是放弃北京逃跑。于谦坚决反对,声泪俱下地对皇帝说:京师乃天下根本,宗庙社稷宫阙百官万姓所在,一动大事尽去。敢言南迁者,斩!他也反对关闭九门困守的消极态度,主张积极出击,挫败敌军的狂锋,说:“不能战,何以守?”他亲临前线,誓师六军:如今事机在此一举,一不奋勇则祸患立至,虽生不如死。
挽狂澜于既倒,干谦厥功至伟,朱祁钰对他更加倚重。他兢兢业业忠心报国,经常在办公室过夜,很少回家。操劳过度,痰疾发作。皇帝朱祁钰不仅派遣太监轮番前往探视,而且自己亲自上万岁山砍伐竹子,提取竹沥,送给于谦服用。《明史?于谦传》对于这一细节,有这样的感叹:“宠谦太过!”这话的含义意味深长,皇帝的过分宠信必然会引来其他官僚的妒忌,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正如、《皇明书》所说:皇上推诚委任,于谦亦自信不疑,于是忌者侧目,言官们说他“柄用过重”,“目为跋扈”。《石匮书》也说他:“衿傲自用,遇勋庸国戚若婴稚,视士类无当。”这对于于谦而言,并不是好事。
何况朱祁钰登上皇帝宝座后,贪位心理作祟,一方面把回归的英宗朱祁镇幽禁于南宫;另一方面废掉英宗长子朱见深的皇储名位,改封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储。内阁六部大臣迫于皇帝压力,起草文件,声称:陛下使国家中兴,皇储理应归于圣子。于谦惊愕无语,考虑到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违心地在文件上签了名。不久,朱祁钰的独子——皇储朱见济夭折,储位虚悬,不少正直官员主张恢复沂王朱见深的皇储名位,遭到皇帝的否决。于谦再一次陷入困境,既不便表示赞成,也不便表示反对,只能保持沉默。英宗复辟以后,这就成了政敌攻击他的一条罪状。于谦已经预感杀身之祸随时可能降临,引镜自照,叹息道:此一腔热血不知竟抛洒于何地?
一手策划英宗复辟的石亨、徐有贞,得到再度登上皇位的朱祁镇的宠信,公报私仇,诬陷于谦和内阁大学士王文“意欲迎襄王世子”为皇储。三法司官员屈服于石、徐之流的淫威,以“谋逆”罪判处于、王二人极刑(凌迟)。对于这样的诬陷,王文愤怒之极,眼若喷火,据理抗辩。于谦在一旁冷笑道:这是石亨、徐有贞的意思,辩也无用,不论事情有无,彼等一定要置我辈于死地。
这样的判决,连英宗也于心不忍,说了一句良心话:“于谦实有功。”徐有贞声色俱厉地回答:“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说,假如不处死于谦,那么把景泰皇帝赶下台,把你重新捧上皇帝宝座,就名不正言不顺。朱祁镇只得妥协,把于、王二人由极刑改为斩首。史书说:“(于谦)死之日,天日如骤变,阴霾四塞,天下并冤之。”以于谦之能,并非不能遇见这些身后之祸,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饱读圣贤诗书的于谦、张居正岂能不明白,谋国与谋身同样是一个谋字,可与他们而言,前者显然是大于后者,所以早早就做出了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于谦、张居正的选择,并非他的选择,用孟夫子的话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人人都如此,杨峥自问做不到在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也做不到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的事情来,谋国与谋身如果让他选很大程度上他会选后者,这倒不是说他狭义,实则他对自己的认知太清楚过了,他不过是因缘际会混入朝堂的白丁,再如何努力他也未必有于谦、张居正那等觉悟,既没有也就用不着去勉强,再者,从局势上看当今的大明王朝还没到需要他谋国的地步,土木堡一战,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当时京师精锐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大明有亡国的危险,张居正就更惨,大明王朝已走了两百年,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加上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大明王朝各种矛盾丛生,可谓是风雨飘摇了,而今大明朝政虽有不少弊端,但经过将近百年几代君王的重农政策,赈荒惩贪,继续重用“三杨”,息兵养民,赈荒惩贪,朝政还算稳定,百姓好歹也能活下去,并未出什么乱子,更别说到国破家亡的地步,乱世要的是力挽狂澜的英雄,盛世需要守土安民的君子吧了,他自问做不了于谦、张居正这样的英雄,唯一能做的是保住自己有用之身,替天下百姓守住这来之不易的盛世而已。大公不顾私是坦荡正气,是一种境界。大公又顾私是中庸,是一种手段谋略。大私不顾公是现实,是一种最实惠的生活方式,如果让他选,他愿意更实惠一些。
见杨峥迟迟不语,杨荣倒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抓起酒杯喝了一杯酒汤,忽的问道;“不可知甘罗是如何死的?”
杨峥正思索入神,猛的被杨荣这么一问,竟有些回不过神来,楞了一下迟疑的问:“大人说什么?”
杨荣只能将自己的问话再对他说了一遍,杨峥颔了颔首道:“这个到是知道,说是那甘罗自幼聪明过人,小小年纪便拜入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任其少庶子。十二岁时出使赵国,使计让秦国得到十几座城池,甘罗因功得到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赐任上卿(相当于丞相)、封赏田地、房宅。至于怎么死的,史书并无记载,倒是百姓口口相传的有不少,说是秦王对甘罗十分喜爱,平日里与王后一起对弈也让甘罗作陪。一次,甘罗在帮皇后拾掉在地下的棋子时故意捏了一下王后的脚,以示对她一惯骄横的不满。王后对此大叫,要秦王斩了甘罗。但秦王爱才如命,就对王后解释说:“甘罗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才碰着而已,算了。”可甘罗一听却急忙一字一板地纠正说:“我不是不小心,是故意捏她的脚的。”正如俗话所说的,“女人脚光看不能摸”,何况甘罗不是摸而是捏,且那女人又是王后。秦王无奈,不得不依律而斩,十二岁的甘罗旋离人寰。另一种说法来自《东周列国志》的第一百四回,有诗云:甘罗早达子牙迟,迟早穷通各有时;请看春花与秋菊,时来自发不愆期。燕国太子丹在秦,闻秦之背燕而与赵,如坐针毡,欲逃归,又恐不得出关,乃求与甘罗为友,欲资其谋,为归燕计。忽一夕,甘罗梦紫衣吏持天符来,言:“奉上帝命,召归天上。”遂无疾而卒。高才不寿,惜哉!太子丹遂留於秦矣。”
杨荣道:“你以为如何?”
杨峥不知杨荣为何由此一问,但以杨荣的性子断然不会没有用意,所以心头虽好奇,但还是老老实实应了声:“两种说法都不可信。就说第一种,被秦王所杀之说,基本是不可能也有悖常理的,一个神通怎么会干这么愚蠢之事,与甘罗神通之名不符,第二种就更不可能了,自古求神问道的可不少,秦始皇、汉武帝那一个成事了,所谓甘罗飞升依我看百姓对这位神通的喜爱,不忍他英年早逝罢了。“
杨荣嗯了声道:“总算你还有几分眼光,不过市井之言也并非空穴来风,那甘罗年少成名,出使燕赵不费吹灰之力为秦国立下大功,被封为上卿,被世人传为佳话,试问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官拜相国、位高权重、名满天下,自然引起了那些老臣的不满,暗中用了什么手段史书没有记载,但未必就没有,依老夫看甘罗之死,死于自己太过高调,不懂的收敛罢了!”说到这儿,杨荣看了一眼杨峥,语气沉重的道:“为官之道,高调固然是好事,可太过高调难免引起祸端来,你年纪轻轻就位居兵部尚书,平安南、治江南、开海禁、兴商道、定瓦刺、算上你谋划汉王之功,十余年里大明能做的你都做了,你让王振能做什么,今日的你就是昔日的甘罗,老夫希望你记住,官场与战场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一味的进攻未必是一件好事,退下来也许才是制胜之道。老夫为官四十载,也是昨日才明白了这个道理,老夫这一生什么也不羡慕,唯独羡慕秦时王翦,汉时萧何做官做到了他们那个地步,仍懂得知进退,明得失不得不说是一种智慧,身在官场愈是处庙堂之高,愈掌控权势,愈是要懂得收敛退让,你身负重任老夫希望你不要做甘罗,做做王翦、萧何谋国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谋身,有时候能活下去才有希望,才能看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