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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第3页）

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

很清楚，“体”

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

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

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

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

思想，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

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

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㈢改革教育，分科教学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

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

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

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

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

另外还附设小学。

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

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

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㈣普及教育，主张办学

面对宋初“轻教育”

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

和“兴校”

的重要性。

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

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

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

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

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

，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

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

，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

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

，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

，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