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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第2页）

利害甚详，恳切亦至。

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

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

见事何迟？虽悔无及！

当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

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

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

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十分认真建议。

在当时的和议问题上，具有眼光，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一个谏官，知无不言。

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

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

对于军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

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

他一面“自劾乞罢”

，以“同其退”

，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

所恶，造谣诬陷，左迁知制诰，知滁州。

到了滁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

为号。

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

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

其心欢戚，不异庸人。

虽韩文公不免此累。”

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徙知扬州。

元祐元年（1049年），移知颍州。

一年之后，又留守南京。

至和元年（1054年），召判流内铨，旋改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嘉祐二年（1057年），知贡举。

《宋史》本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

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

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

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一知贡举，即痛抑“险怪奇涩之文”

，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

关于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段记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

欧阳公深恶之。

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