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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棒极了!”
她的口吻太欢快了,我不禁从中悟出:也许,大多数十岁小孩是不做女装的。
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
同学们知道我来自异乡,但随着时光流逝,再加上一番苦功,我已经没有半点口音了。
我留心着同龄女孩的穿着、发型和话题,也努力抹去身上的异国味,广交朋友,融入大家。
三点钟放学后,我会径直去店里。
尼尔森商店宽敞空旷,分成条条过道,商店后方有一家药店,前方有块糖果区,还有服装、书籍、杂志、洗发水、牛奶和农产品。
我负责摆货架,帮忙盘点库存。
如果店里忙不过来,我还会帮着收银。
站在柜台里,我看见了不少满怀渴望的孩子面孔:这些孩子悄悄溜进店里,在糖果区徘徊,仔细端详着条纹棒棒糖——对他们脸上那种挠心挠肺的馋劲,我太记忆犹新了。
我问尼尔森先生,我可以时不时用自己的收入买块一分钱的棒棒糖给小朋友吗?他哈哈大笑:“听你的,多萝西。
我不会从你工资里扣的。”
到了五点钟,尼尔森太太会离开商店回家准备晚餐,有时我跟她一起回家,有时则留在店里,帮尼尔森先生关门。
他总在六点钟从店里离开。
晚餐时分,我们聊聊天气、商店和我的家庭作业。
尼尔森先生加入了商会,所以经常谈起如何在这种“不守规矩”
的经济中(按他的说法)想办法把生意做好。
夜晚时分,尼尔森先生坐在客厅的翻盖书桌旁,审查店里的账目;尼尔森太太准备次日的午餐,收拾厨房,处理家务;我则帮着洗碗、扫地。
等到做完家务,我们会玩跳棋和红心牌戏,听收音机。
尼尔森太太教我刺绣,她给沙发绣繁复精巧的抱枕,我就给凳子绣花卉图案的罩子。
我在店里接手的第一批差事还包括帮忙装饰店铺,以备圣诞节。
尼尔森太太和我把装满玻璃球、亮珠子、缎带和陶瓷饰品的箱子从地下室储藏间搬上来。
尼尔森先生派手下的两个送货员——亚当和托马斯开车到城郊砍了一棵树装饰橱窗,我们还花了一下午把点缀着红丝绒蝴蝶结的青枝放到商店大门上,然后装点圣诞树,用箔纸包起空盒子,再系上丝线和植绒丝带。
一起干活儿的时候,尼尔森太太零零星星地将她的经历告诉了我。
她是瑞典裔,但根本看不出来——她的族人是黑眼睛的吉卜赛人,从欧洲中部来到哥德堡。
她的父母都已经过世,兄弟姐妹散布在各地。
她和尼尔森先生已经结婚十八年了,结婚时她二十五岁,他则刚过而立。
他们以为自己生不了孩子,但大约十一年前,她怀孕了。
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他们的女儿薇薇安来到了人世。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多萝西?”
尼尔森太太问道。
“四月二十一日。”
她将银色丝带小心地从枝条间穿过,飞快地低下头,免得我看见她的面孔。
她开口说:“你们两个人年纪差不多。”
“她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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