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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纷纷摇头叹息。
李忠自嘲道:唉,悲剧呀,我的爷爷当年是**的团长。
古建家:不说那些没用的啦。
问题是,‘红三代’后来说那房子太旧,要异地重建,政府就给他们家另外批了一块双倍标准的宅基地,地址离相水河不远。
10年前他们在那里建了新房子,但依然住在旧宅院。
巧的是,他们的新宅院,也在‘光辉岁月’项目用地范围。
新宅院占地700平方,建筑400平方,两证齐全,按政策标准补偿费270万,‘红三代’要价580万。
王光明接着说:政府方面反复研究了‘红三代’家里的情况,定了两条原则:一是,他家的老宅院属于历史遗留问题,里面还有政治因素,所以房屋建筑部分可以按政策标准补偿,但土地部分只能按标准的50%补偿。
二是,他家的新宅院只能按政策标准补偿,不能突破。
黄健边吃边问:这个‘红三代’的父亲呢?‘红二代’是什么态度?
古建家:他的父亲是个老顽童性格的人,每天打门球,或者钓鱼,逢人就说乡村好,极力反对城市化。
他对拆迁补偿问题不是很计较,主要是怀旧心理重,他的态度是口头上抵制,行动上模糊,说不清楚。
李忠喝了一大口啤酒:好!
这就是要害所在,也是我们的目标所在。
我分析啊,他们家里,在老宅院的拆迁问题上,应该是由‘红二代’拿主导意见,因为他是长辈呀。
至于新宅院,两证办在了‘红三代’潘红军的名下,肯定就会以潘红军的意见为主。
所以,我们的策略应该是,用软手段做通‘红二代’的工作,先拆老宅院,打开缺口,全面突破。
王光明:这种分析是不错,问题是我们没有跟他‘红二代’对话交流的机会呀。
既有利益冲突,中间又隔着代沟,怎么会坐在一起呢?
大家沉默了一阵。
黄健叹了一口气:唉,这软手段的活,我可不擅长啊。
要我说,拆迁应该从容易的做起,先把那些随大流的、两面派的、看风头的,全都一窝蜂赶走,造成不走不行的大形势,让那些钉子户被孤立起来,成不了气候,拆迁也就顺风顺水了。
古建家:那难说啊,只要领头的钉子户没搬,其他人就会向他看齐、听他指挥,形成群体意识,阻力巨大,稍不留心,还容易造成对抗性的冲突事件。
若是引来了媒体的关注啊,后果就更难预料。
王光明:你们两个的意见都有道理,角度不同嘛,目标一致。
李忠,你那边调查的情况怎么样?说说有什么难点吧。
李忠:我这边掌握的情况,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三个难点:一是,有一家钉子户,他的老娘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稍有动静就发作,一发作就拿菜刀砍人,见谁砍谁,他自己家里已经有两个人被砍过。
二是,还有一户人家,兄弟三人正在为房子的继承权问题打官司,官司程序还没完,拆迁的事就被搁置起来了。
三是,全省闻名的东方艺术学院,现在租用的旧小学校园在拆迁范围。
市委宣传部直接干预了,说是要区政府想办法解决东方艺院的搬迁问题,找到合适的新校址之后才能搬迁。
王光明听说向兰租用的学校校址也在拆迁之列,原本以为自己与她有些交往,或许可以谈得成的。
谁知,拆迁还没有闹出一点动静,市委宣传部就已经干预了,可见又是一桩麻烦事。
于是,他长叹了一口气,心想:我当初就怎么认定开拆迁事务公司能赚大钱呢?现在已经成功的那些大老板,他们在成功之前该要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呢?也许我这种激情冲动型的人更适合赛车?
古建家:我听说,东方艺术学院那块地,政府已经卖给温州投资商了,卖地的钱都花光了,可是地交不出来呀。
政府要拿另外一块地给温州人,可人家温州人不干,就这么耗着。
李忠:这真是,世界这么大,什么事都有。
黄健:这不算稀奇,还有更绝的——我的隔壁邻居,他们的企业破产了,职工全体下岗。
政府把企业卖给了开发商,职工们组织起来,日夜护厂,不准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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