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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魏晋隋唐玄学佛学（第3页）

的地位，他发挥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社会上的等级名分。

而《淮南子》和王充则用道家的自然观念与董仲舒的名教观念相对抗。

魏晋时期，社会混乱，玄学家的哲学倾向和政治见解也各不相同，“名教”

与“自然”

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争辩的论题。

玄学家们试图通过这一论题的争辩，把儒家的名教观念和道家的自然观念调和起来，为名教存在的合理性寻找新的理论根据。

正始时期，夏侯玄率先提出调和名教与自然的论题。

正始十年（249）以后，嵇康阮籍对司马氏表面上标榜名教而实际上却篡权的行为非常不满，他们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

嵇康阮籍主张“心不存于矜尚”

，“情不系于所欲”

。

他们认为名教是束缚人性的枷锁，是“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

，并非出于自然，期望没有“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的自然境界。

西晋太康之后，门阀贵族子弟受阮籍嵇康影响而“放达”

之风盛行，他们蔑弃名教，使名教发生危机。

乐广批评当时的“放达”

之风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乃尔”

。

郭象对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即是名教，二者不可分离。

他指出，事物现存的状态，即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仁义礼法，都是“天理自然”

，“任名教”

就是“任自然”

。

他认为“圣王”

最能领会名教就是自然的道理，“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也即是说做帝王的虽然过着世俗生活，而精神却十分清高，“外王”

（名教）和“内圣”

（自然）是一回事。

郭象在理论上使名教与自然的对立走向统一，虽然这个统一是虚构的。

东晋末期，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弃离名教而全身心融入自然。

在他看来，那种脱离名教的“自然”

是自己本来应有的生活归宿，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归去来兮辞》）。

和阮籍一样，他也贪恋酒杯，生活放荡，但他并不像阮籍那样始终在名教的羁绊中痛苦挣扎，而是安贫乐道，怡然自得。

他的隐逸，不是名教与自然相互调和的结果，而是真正彻底地归与了自然融入了自然。

所以当他成为隐逸士人的人格风范时，标志着玄学思想发展的极致，也标志着玄学“自然”

观发展的终结。

徐干（707），东汉末文学家思想家，“建安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