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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集 祖先情义（第2页）

由于泰国历代国王都护持佛教，所以佛教成为泰国国教，僧侣备受敬重，在社会各阶层有很大的发言权。

甚至王室仪式、国民教育及生活种种，都以佛教作为规范，而且规定男子年满二十岁时，至少需要出家三个月，每天清晨出外托钵、过午不食。

大部分青年僧侣是学生，泰国约有九千所教授巴利文和佛学的佛学院，另有两所佛教大学，只教授佛学，长老比丘指导静坐及修行，或致力于布教、教会行政和心理咨询。

在泰国，寺庙是主要的社会教育和慈善机构，所以它有很多的社会功能，如供奉僧侣、信徒朝拜、摆设历史文物、接待外宾和游客，甚至还收受社会上无法生活的鳏寡孤独等穷人养老等。

我把我的来意向老郡王通报了一下，最后说道：“现在问题的焦点指向了贵国的人妖庙堂，所以我们不远数千里，赶过来，希望能够得到有用的信息，为日后我们彻底击败地下城的敌人做准备。”

老郡王点了点头，说道：“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可真是想不到啊。”

他端起茶来，喝了一口，沉思了半晌，说道：“局势如此危急，是全人类的灾难，我们泰国人当然不会置身事外，帮助你们，其实也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我听老郡王越说声音越小，不由得疑惑道：“您还有什么困难么？”

老郡王沉吟了一下，说道：“花先生……”

我赶紧告诉他我姓宁，不姓花。

老郡王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花先生，您已经看到了，泰国这边如今非常混乱，末日病毒大爆发，对我们泰国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已经尽了全力，可是你也看到了，我们只能勉强救助了一百多人。

前些日子，老夫派出人手，联系了一下国内的残余势力，现在除了北部山区的信使没有回归之外，其他人都带回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统计起来，现在整个泰国的幸存人口，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不会超过一万人，最糟糕的是这个数字还在每天锐减。”

这一篇话我只听懂了一半，另外一半是r?友蓉给我翻译的，不过老郡王似乎并不介意，依旧用汉语把这些话说完了。

我就说我们中国其实和这里差不多，你们国家疆域比较小，管理起来方便，我们国家却东西南北上万里，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我们倾向于万分之一的成活率统计，估计我们最后可以聚集到接近三十万人的样子。

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们福乐多基地内部，大体上认为我们中国最多可以存活下来不到十五万人的样子，我故意把数字翻了一倍，是想给老郡王一个暗示：我们的家底厚。

当然了，老郡王显然也没有说实话，泰国这边的粽子虽然攻击力差强人意，可是却能够免疫阳光，这样一来泰国的幸存者就远没有我们福乐多那么舒服，不管怎么说，我们白天还是可以安然休息的，他们就不行，必须24小时严阵以待——24小时严阵以待说起来容易，真的付诸行动的话，简直能拖垮人的意志，尤其是人手不够用的情况下，更是如丧考批。

所以我估计老郡王所说的数字，恐怕要除以三，才比较合理。

我一想到偌大的泰国，就只剩下三千人口，突然就打了个冷战。

老郡王苦笑道：“我们泰国已经不是你们中国的属国了，没有理由要求你们救助我们，可是花先生……”

老郡王拉起我的手来，诚恳的说道：“可是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帮助，我们的国家也有战略储备，也不缺乏常规的枪支武器，可是我们却根本没办法拿到手里，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东西已经被大火烧毁了……现在我们这个基地，更是连给养都要成问题了，事情要是就这样拖下去，泰国人有可能会遭遇灭种之灾。”

老郡王说到这里，显得有些激动了，我赶紧拱了拱手，说道：“我很同情你们的遭遇，实际上我们自己的麻烦也很大……”

我想着如何推脱的说辞，老郡王已经慨然说道：“正如你所说，两百年之前我们本是一家人，难道现在就不是了么？”

我被老郡王的这句话问得呆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才好。

中国与泰国的渊源，实在是久远的很了。

泰国最早于1238年开始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

先后经历了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原名暹罗。

1652年（顺治九年）暹罗派遣使节到清朝进行朝贡，开始了两国的交往。

1767年，缅甸军队入侵暹罗，攻破了暹罗的国都大城。

大城王朝的达府太守披耶?达信组织暹罗人民击退了入侵的缅军，重新统一了暹罗，被拥立为王。

1768年，达信派遣使节到清朝，请求清廷封他为暹罗国王，但清政府认为他是乘机篡位，予以拒绝。

然而，达信继续向清政府表示友好，经过十年的努力，清政府终于在1777年承认了达信建立的王朝，准许暹罗使节到清廷朝贡。

在1823年（道光三年），清政府向暹罗国王拉玛二世赠送了“永奠海邦”

的匾额。

19世纪，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主义者先后入侵。

1855年，英国代表、香港总督鲍林强迫暹罗签订了《英暹通商条约》（《鲍林条约》），此后法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也纷纷效法英国，强迫暹罗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暹罗沦为了西方殖民国家的半殖民地，1896年英法签订条约，规定暹罗为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间的缓冲国，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也渐告结束。

19世纪末，拉玛四世王开始实行对外开放。

拉玛五世王借鉴西方经验进行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