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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素鼎录 金石鉴定的权威秘笈（第15页）

我在卧铺上一下子睡不着了，拼命在记忆里搜寻，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去了哪里。

西安的记忆里除了吃、玩就是母亲和那些学生，父亲好像只在抵达和离开的时候才有印象。

他到底去了哪里？

一个惊人的念头钻入我的脑海：难道……他去了岐山？

对许一城之谜来说，岐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点。

从郑国渠透露给我的消息可知，岐山县是整个1931年探险的起点。

而且在许一城和木户有三出发前一个月，郑虎来到这里为许一城打造了一件和关公有关的青铜器。

我不知道郑虎和木户有三有没有见过面，不过他铸造的那件与关公有关的东西，一定跟许一城和木户有三二人的失踪息息相关。

而且我手里还握有另外一个信息，一个只有我才知道的情报。

那本《素鼎录》的笔记里，在序言中曾经提到，这本笔记乃是味经书院刊书处高手所制。

味经书院是清末民初期间陕西五大书院之一，位于泾阳，刊书处是其下属，乃是陕西早期的出版机构，出过许多维新书籍。

我查过相关资料，味经书院早于光绪二十八年并入弘道学堂，而刊书处也随之撤销。

其中一部分转为民营，在民国一直以装帧为业，仍以味经为名——而这个刊书处，就位于岐山。

这两则消息单独来看，都没什么意义。

但把它们合起来研究，两条线索却都汇聚到了岐山这个交汇点。

他们在这里出发，笔记也是在这里制作。

我觉得要解开1931年之谜，岐山是必然要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单独行动的原因。

从西安到岐山并不远。

说不定当初我父亲来西安，也是为了前往岐山去处理什么事情。

虽然他从来没在我面前提及过许家从前的事，但我能感觉得到，那些事一直萦绕于心，他从未忘怀。

他临终前留下的“悔人、悔事、悔过、悔心”

，一定与此有关。

我在西安找到了一个父亲以前的学生，也是当初来西安考察的学生之一。

他告诉我，那次考察期间，许教授确实离开过队伍，大约三天时间，说是去附近一个县文物局见一位老朋友，但具体去哪里没提。

我问他，我父亲的专业并非田野考古，为什么突然想来西安考察？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这次考察来得特别突兀，似乎是许教授自己主张的，路费都是自掏腰包，没有从大学走费用。

听起来，我父亲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打算去岐山，西安考察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我临走之前，那学生问了一下我父母平反的情况，一阵唏嘘，说许教授是他见过最好、最低调的老师，这样的人居然在“文革”

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许教授被整这件事特别突兀，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批斗他的大字报，落款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当时群情激奋，也没人想过。

后来我问过一圈才知道，他们都不承认是自己贴的。

后来抄家的时候，更是没人知道是谁挑起的头——因为许教授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自己从无任何私藏。”

他告诉我说。

我点点头，这些情况我都调查过，但没什么结果，只好归咎为“文革”

时的混乱。

带着满腹的疑问，我从西安先向西到宝鸡，然后再折回西边，坐短途公共汽车来到了岐山县。

在这里，我不光是寻找爷爷的足迹，还要寻找父亲的痕迹，一时间觉得肩上的重担沉甸甸的。

岐山地处内陆山边，还没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仍旧保持着古朴的风貌。

县城里没有多少高楼，街上多是马车和自行车，很少看见汽车，远处隐约可见巍峨的秦岭山脉。

不过我对岐山却一点不敢小觑，这里号称青铜器之乡，出过大盂鼎、毛公鼎这样的国宝，文化底蕴丝毫不逊于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