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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瑜在他身边坐下,声音里带着心疼和理解:“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对了。
也真够难为你的……你看看你最近,腰疼没好,情绪也越来越差,一点小事就上火。”
李伟依旧闭着眼,眉头却紧紧锁在一起。
愤怒?他不敢细想这个词。
那是一种被道德和亲情紧紧包裹、因而显得格外禁忌的情绪。
他怎么能对生养自己的父母愤怒?可是,那种无处宣泄的烦躁、那种被无尽索取后的空虚、那种看着生命活力被一点点耗尽的窒息感,又真实地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
他想起父母对待降压药的混乱方式,那简直是悬在他们头顶,也悬在他心头的一把利剑。
医生明明开了长效降压药,叮嘱每天定时服用即可。
可母亲偏不,吃完药不到一小时,就一遍遍焦急地测量血压,看到数值没有立刻降到理想范围,便惊慌失措,又翻出短效的、药性更厉害的降压药加服。
结果常常是把血压降得过低,导致头晕、乏力,甚至有一次险些晕厥,吓得她和父亲一起哆哆嗦嗦,电话连环催命似的打给他。
他和陈瑜不得不火急火燎地请附近诊所的医生上门处理。
几次三番,惊心动魄。
他反复解释、劝说,甚至把用药说明写在纸上贴在药盒上,都无济于事。
那种面对固执与无序时的无力感,几乎要将他逼疯。
“乱吃降压药,是真会出人命的啊!”
陈瑜叹息道,“好几次都差点送医院,想想都后怕。
伟,我觉得……真到了该考虑送养老院的时候了。”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入了死水,在李伟心中激起剧烈的波澜。
他猛地睁开眼。
养老院?这个念头,并非没有在他脑海里出现过。
尤其是在被父母的病痛反复折磨,在被保姆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后。
他们不是没尝试过请人帮忙,前前后后雇过四五个保姆,短的干了几天,长的也不过两三个月。
不是被父母各种挑剔、难以相处而主动“撵跑”
,就是保姆自己受不了那种压抑和琐碎,“撂挑子”
不干了。
每一次保姆更迭,都意味着新一轮的寻找、适应和矛盾,最终,担子还是落回他身上。
“不必等把人都拖垮吧?”
陈瑜的声音将他从回忆里拉回,“你再这样下去,身体先垮了。
而且,这也太绑人了,你哪儿也去不了,我们连想一起出去短途旅行一趟都成了奢望。
下午刚回家,电话就响个不停,是‘连环call’!”
陈瑜顿了顿,压低了声音,提到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另外,爸妈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楼层、户型都好,学区也不错,现在卖了还能值俩钱。
可再过几年,房市怎么样谁说得准?到时候,需要用钱的地方更多……”
这些道理,李伟何尝不懂。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他被夹在孝道、责任、现实压力和自我需求之间,左右为难,喘不过气。
他沉默了许久,才哑着嗓子,带着一种近乎懦弱的逃避,对妻子说:“送养老院的事……我可不敢说,我爹得骂死我!
他那脾气……要说,你去说。”
陈瑜愣了一下,随即一股委屈和不满涌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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