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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5章（第2页）

伦德施泰特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平静但毫不退让：“程将军，贵国军队的牺牲与贡献毋庸置疑，然而，我们必须客观看待全局。

日本帝国的最终投降，是在德意志帝国展示了压倒性的战略能力后，于我国战舰上签署的。

其庞大的海军力量，始终由帝国海军及盟友在太平洋主要战场所牵制和消耗。”

“此外，我国在战后秩序构建、国际法实践以及现代化国家治理技术方面，拥有更为系统的经验和资源，因此，我们认为，由德意志帝国主导对日改造的整体框架和关键技术环节，更能确保改造的彻底性与效率，避免留下隐患。”

一位德方经济专家补充道：“例如，解散财阀、重组工业体系、引入现代金融监管，这些复杂的经济手术，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

中方一位文宣官员立刻反驳：“历史清算与民族精神的重塑，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涉及对侵略罪行的彻底调查、战犯的公正审判、教科书的修订、对受害民族的道歉与赔偿等，这些工作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必须由遭受侵略最深重的邻国来主导把握，否则，如何能保证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在形式上‘民主’的伪装下再次滋生？”

双方各执一词，分歧迅速表面化。

德方强调“效率”

、“系统”

、“技术”

和“全局秩序”

，隐隐带着一种文明导师的姿态；中方则紧扣“历史正义”

、“受害体验”

、“文化根源”

和“地区安全”

，寸步不让。

墙边的日本旁听者们头垂得更低，堀切芳雄的笔尖在纸上无意识地划动着，记录着这些决定他们命运的外来者们，如何将他们的祖国视为一件需要被“修理”

或“重塑”

的物品，并为由谁来动手而争论。

会议陷入了僵局，气氛越来越沉闷。

程将军面色严肃，伦德施泰特的表情也愈发冰冷。

主导权之争，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就在这时，一个相对温和的声音插了进来。

发言的是德方代表团中一位年纪稍长、负责民政与法律事务的官员，汉斯·格奥尔格博士。

他并非军人出身，战前曾是研究东亚殖民地治理的学者。

“诸位，”

格奥尔格博士的英语带着学术性的舒缓：“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或许更为迫切的视角，无论由谁主导‘改造’——这个宏大的、长期的目标——我们目前共同面对的是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和崩溃边缘拉回来的国家。”

他环视众人，语气务实：“它的城市满目疮痍，基础设施瘫痪，数百万人面临饥寒威胁，社会秩序脆弱，极端思想固然需要根除，但饥饿和混乱同样会孕育新的危险。”

“而首要的正义，莫过于将那些发动战争、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和历史的审判，这既是正义的体现，也是与过去彻底划清界限的象征性开端。”

他提出了一个阶梯式的建议：“或许，我们可以将议程稍微拆分，设定优先级。

第一阶段，当务之急，是协同完成以下几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