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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第7页）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本来应该是有利有节的，然而，由于司马光看问题带有片面性，加上朝野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高的影响，他也就越来越走向偏激，以至夸大了新法的错误和缺点，犯了形而上学地否定一切的错误。

真理再向前跨一步，确实会变成谬误．象农田水利法与保马法等，司马光是可以不加反对的。

然而他却盲目地反对了。

今天，如果我们把司马光同王安石在九百多年前的分歧与斗争，说成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就过分了。

自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逐渐变化，变成单纯地为了增加官方收入。

因此，新法的法令不但推行困难，而且一部分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已经废除了。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原谅司马光晚年所犯的错误。

是的，废除新法已是大势所趋。

但是，实行新法需要慎重、稳妥，废除新法也需要稳妥、慎重。

苏东坡曾经劝告过司马光：“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

这一忠告是多么地深切而有远见。

但是，固执的司马光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他自认为废除仅有的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决不可以慢慢来，而应该像救火、救落水者那样迅速、及时。

这就使他最后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急躁病，迫不及待地付诸实践了。

后采成为著名奸臣的蔡京，善于投机钻营，他钻了司马光性急如焚的空子，在开封府五天之内就废掉了免役法。

司马光自己清楚，他在世的时间不多了。

他要抓紧时间。

更主要的，他认为新法已经成为害国害民的弊法。

废除弊法，是不必等待的。

他有良好的动机与愿望，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司马光对待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立场和态度。

无法摆脱汉族中心观和中原王朝正统观的影响。

但是，他的进步之处，在于承认契丹族、党项族等当时的少数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司马光希望汉族统治少数民族，然而，他认为这种统治，既不应动辄用武力征服，更不应把少数民族当作奴隶。

司马光认识到，当时我国北宋和契丹、西夏三分天下，宋朝既没有力量，更没有必要急于求得统一。

因此，司马光主张对待邻国，必须采取和睦亲善的政策，而不能任意诉诸武力．他提出“交邻以信”

，就是要以宋朝的威望，大国的气度，去感化辽国和西夏，使他们佩服宋朝。

自然，司马光清楚，即使如此，邻国还有可能犯宋，这就同时必须加强战备，巩固边防．而巩固边防，不在于扩军，而在于选择好将帅，加强操练．这些看法和主张，应该说是附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基本正确的．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期间对西夏的战争．司马光认识到战争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劳民费财之举．所以，在他任相时，将变法期间侵占西夏的领土，应西夏的要求，还给了西夏．如果把这种主张和作法，称之为卖国和罪行，是不恰当的。

且不论在今天看来，西夏和辽国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权，就民族和国家而言，宋朝有权建立以汉族为主的政权，契丹和党项族也有权建立自己的政权．既然已经建立了政权与国家，就可以而且应该睦邻相处．西夏或辽国进犯宋朝不对，宋朝进犯西夏或辽国，难道就是正义之师司马光并不主张对西夏妥协、退让或投降，他曾经积极参与过对西夏的防守．他所反对的，是宋朝进犯西夏。

把王安石称为企图统一中国的英雄，而司马光则被诬为投降路线的代表，事实上，王安石等好大喜功地主张对外战争，中国并没有统一，反而由于战争而损失了无数人力物力，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

主张战争未必都是英雄，坚持和平未必都是卖国。

我们不能跟着宋代人的大汉族主义和中原王朝中心观跑，而应有客观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史学大家

司马光一生的成就，与其说在政治方面，不如说在学术、著作方面。

他的著述之多，使人为之倾倒。

除现存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外，还有《滦水纪闻》三十二卷，《稽古录》二十卷，《通鉴节要》六十卷等等，这就在宇数上超过了《鲁迅全集》。

如果加上《资治通鉴》那么，可以说司马光著述之丰，真可谓前无古人了．《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不朽之作，共二百九十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