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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世明，更没什么好怪的，他被牵着走的时候才十一岁，还是个半大儿童。”

桂春生的头发没有再染过，白得看起来令人心碎，跟裘松龄的光鲜相比，他仿佛大了十几岁，“别人做父母，对孩子有恩情。

可是我当爸爸，对孩子只有愧疚，只觉得自己处处不合格。

七三年，如果不是我心高气傲，大放厥词，自以为是，看不清楚当时的状况，世基也不会在十五岁就被下放到内蒙那样边远的地方去，他自小锦衣玉食，又不曾出过远门，哪里受得住那样的苦？到后来我只庆幸他逃走了。”

“世明跟着他妈妈走，一路名校读上去，成为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虽不曾见面，但我只有欣慰的。

如果跟我留在这里，恐怕也是要在牛棚吃苦，甚至性格会被打压得畏畏缩缩的。”

“可他们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定然也不是一帆风顺，光是从裴清的来信中，就看得出两个孩子吃了许多苦头，忍了许多无奈。

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我是个能遮风挡雨的爸爸，他们是否能过得更顺遂一些？”

“阿桂，你不必和我说这些话，这些话你该留着，说给你的孩子们听。”

裘松龄的风度极佳，她不会与孩子们争抢一个父亲，她对亲密的男人小气，但不是那样低级的女人。

“松龄，我想和你讲。”

桂春生急急地辩解，又咳了一声，捂住心口，感觉心跳加速了一些，喝口水，缓了缓，深呼吸几次，再开口，“从前好多话，我都不讲，我想每个人都能理解我的苦衷，因为我也能看到别人的苦衷，有时候沉默就说明了一切。

可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有的话不说，日积月累会成心疾，往后全是怨气，全是悔恨。”

“松龄，我是说如果，等在香港稳定下来了，能不能邀请你一同过去生活？”

桂春生带了点小心地问，他重复刚刚的话，“你知道，我过去，只是为了孩子们。”

谁知道裘松龄却笑了一下，笑得有些不可抑制，过了会儿才擦了擦眼角一点湿润，不答应：“不，阿桂，如果今年我十八岁，我会答应你，可我不是了，我已经五十岁，早已经不是天真少女。”

“六零年，我十八岁，为了男人与家里闹翻，离开广州，去欧洲读书。

十年后再想回来见父母兄长，却被爹娘告知最好别回来。

等可以回来了，我也老了，满腔的荒唐心事，尘满面，鬓微霜，纵使相逢应不识，父母均不在，兄长们走的走，死的死，甚至连西关老屋都拆了。”

裘松龄的眼里再次浸满泪，“所以我才长期住在酒店，因为我再回头，连家都没有了。”

“八二年后回来，我就决定，我不会再离开广州，不会再为任何人离开父母跟前，兄长们不在，自此每年清明，我都要守在父母坟前烧纸。”

“阿桂，我们中国人总说父母子女，就是前世今生的冤亲债主，这中间的苦楚和心酸，人人都有难关，不必细说。

男女之间，当然是有情义的，但情义也有时长保质期，我们都是可以面对心碎的人。

你不必打我的算，我也不会等你。”

裘松龄把话说得坚决又坚定，令桂春生无话可说，他们都是太过于有主张的人，又是太过于不会为他人屈服的人。

两个人，一人为了孩子离开故土，一人为了父母留守故土，确实都在闯自己人生的这一关。

这些私下的对话，无人知晓，只有在他们偶尔回想起来时，才能晓得其中的痛楚-

周长城和万云两人对桂老师办签证的事充满了好奇心，每一日都想知道进度是否被拖延了，他们私心里希望这个签证办个十年八载的，最好桂老师哪里都不要去。

又一个深夜，小夫妻两个洗漱后，准备上床睡觉。

“我们这么想，也太自私了吧？”

万云自己难受的时候，都想和万雪待在一起，桂老师受了这样大的刺激，想见亲人，再正常不过了。

周长城苦笑，又上前去打开门看，桂老师房里的灯已经熄灭了，自从他的血压不稳定后，他以一颗坚毅的心去扛过这次的病痛，一切全听医生吩咐，养好身体，准备以健康的体魄去见几十年未曾再见的孩子和兄弟姊妹。

“我也不想桂老师离开，他一走，我总觉得咱们在广州，连个牵挂的人都没有了。”

周长城已经把桂春生当做最亲的人在看待了，他之前就打算过，往后是要给桂老师养老送终。

“谁说不是呢？”

万云的声音闷闷的。

交情好的朋友也有，但桂老师是亲人，分量不一样的。

“他离开的话，咱们要搬家吗？”

万云想到这个问题。

周长城摇头：“不搬了，如果桂老师真的离开的话，这个地方也是空着的，咱们租下来，也给他守着，哪天他想回来了，这儿还是他熟悉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