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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馅饼进了烤炉,我俩来到被祖母叫作“好地方”
的前厅,开始享用只属于我们俩的下午茶:加了好多糖、浓浓的红茶,热乎乎的切片葡萄干面包。
祖母从玻璃柜里的玫瑰瓷器中挑出两只茶杯,还有配套的茶碟和小盘子,小心地放在一张上过浆的亚麻餐具垫上。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边的爱尔兰蕾丝窗帘映照着祖母的面孔,让她的轮廓添了几分柔和。
坐在带椅垫的椅子上,我能看见祖母的摇椅前放着木头搁脚凳,上面罩着绣花罩子,还能看见一个小书架,放的大多是祷告书和诗歌。
我看见祖母一边倒茶,一边轻声哼唱,看见她有力的双手、温柔的微笑,看见她对我的爱。
此时此刻,躺在这张潮湿酸臭的垫子上辗转反侧,我竭力去想那完美的一天,可惜美好的回忆也勾起了悲凉的思绪。
在卧室里呻吟不已的格罗特太太,其实跟我妈妈没什么两样。
她们都不堪重负,难以为继,要么天性软弱,要么不知所措,嫁的丈夫都那么固执自私,她们便靠着整天昏睡聊以度日。
妈妈指望着我做饭、做清洁,照顾梅茜和双胞胎弟弟,向我倒苦水。
当我坚持说情况会好转的时候,她却说我太天真。
“你不知道,”
她会说,“你根本不知道麻烦在哪儿。”
有一次,就在火灾前不久,我听见妈妈蜷在床上哭,黑暗中我进了屋,想要哄哄她。
当我伸出手臂抱住她,她却猛地跃起,把我赶开。
“你根本就不关心我,”
她厉声道,“别装了,你不过是想要你的晚餐吃。”
我不禁往后缩,脸颊像被扇了一耳光一样烫。
在那一刻,有些事已经不复原样了。
我不再信任她,我对她的哭泣无动于衷。
从那以后,她骂我铁石心肠,骂我冷酷无情。
也许我的确如此。
六月初,我们通通长了虱子,就连只有几根头发的内蒂也一样。
我还记得当初轮船上的虱子。
当时妈妈生怕我们染上,每天都会检查每个人的头发。
当听说其他船舱里的人长了虱子,她还把我们关起来不准出门。
“这是世界上最难治的顽疾。”
她告诉我们,她在金瓦拉女子寄宿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回很多人长虱子,每个女孩都被剃光了头。
妈妈对她那一头漆黑浓密的长发颇为得意,才不肯再剪掉一次呢。
然而那次在船上,我们却依然没能逃过。
杰拉德不停地挠头,我把他的头发拨开,发现里面全是虱子。
另外两个孩子的头上也有。
沙发、椅子,甚至格罗特太太,这屋里每样东西说不定都爬着虱子。
我明白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苦日子:休学、剃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干活儿、洗床单……那一刻,我真想逃走。
格罗特太太跟宝宝一起躺在床上,靠着两个脏枕头,被子一直拉到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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