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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4页）

按照这标准，史事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愈大，则愈重要。

我们之所以有这标准，因为我们的天性使得我们不仅关切于现在人群的苦乐，并且关切于过去人群的苦乐。

我们不能设想今后史家会放弃这标准。

第三种标准可以叫作“文化价值的标准”

（StandardofCulturalValues）。

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

按照这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

我们写思想史、文学史或美术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详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恶劣的作品（除了用作形式的例示外），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依据这标准。

假如用“新异性的标准”

则灼见的思想和妄诞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恶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异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家无理由为之轩轾。

哲学上真的判断和文学美术上比较的美的判断，现在尚无定论。

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见仁见智之殊。

又文化价值的观念随时代而改变，故此这标准也每随时代而改变。

第四种标准可以叫作“训诲功用的标准”

（StandardofDidacticUtility）。

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

按照这标准，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

旧日史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的标准。

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

依作者的意见，这标准在通史里是要被放弃的。

所以要放弃它，不是因为历史不能有训诲的功用，也不是因为历史的训诲功用无注意的价值，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需要。

例如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历史人物之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可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中的“领袖学”

的范围。

第五种标准可以叫作“现状渊源的标准”

（StandardofGeneticRelationwithPresentSituations）。

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

（Genetic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

按照这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

愈深，愈有助于现状的解释则愈重要。

大概的说，愈近的历史和现状的“发生学的关系”

愈深，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

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论。

历史的线索，有断而复续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

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

例如吾人今日之于墨翟、韩非、王莽、王安石与钟相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