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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李渊父子的战略协同艺术与归义狼骑共铸的帝国基业（第2页）

这种战略协同为武德年间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

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李世民在陕东道“总揽兵权，调度诸军”

，迅速形成了对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的军事压力。

与此同时，曷娑那的归降不仅削弱了宇文化及的势力，也为唐朝北境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讲，这又是胡汉融合的早期实践。

曷娑那部众的安置地毗邻李世民的辖区，客观上为唐军提供了熟悉草原战术的骑兵力量。

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记载，武德二年征讨吕崇茂时，已有“突厥骑五百人”

参战。

这种胡汉混编的军事模式在此后的征战中逐渐成为常态，不仅增强了唐军的战斗力，也为唐朝的民族融合政策提供了实践经验。

而且，这又是唐朝皇帝李渊将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层变动。

通过此次任命，李世民实际掌控了唐朝三分之一的野战兵力。

据《通典·兵典》统计，武德初年唐军总数约二十万，而李世民直接统辖的陕东道兵力达七万余。

这种军权的集中化，不仅为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积累了雄厚的军事资本，也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制度伏笔。

李世民的权力擢升，标志着关陇军事贵族的重新整合，同时也反映了李唐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深层变动。

这两件事对唐朝历史影响也非常深远。

首先是加速了大唐王朝统一进程，陕东道军事体系的建立，使唐军在武德二年迅速展开对王世充的攻势。

至武德四年虎牢关之战，李世民能调动“陕东道行台兵五万”

（《旧唐书·太宗本纪》），正是此次建制改革的成果体现。

这一军事布局的优化，极大地加速了唐朝的统一进程。

其次是再次重构了边疆秩序。

曷娑那可汗的归降开启了唐朝“以夷制夷”

的边疆政策。

武德二年，李渊又接受东突厥始毕可汗“市缯帛”

的请求（《唐会要》卷九四），这种军事威慑与经济怀柔并用的策略，成为唐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

通过招抚突厥势力，唐朝不仅稳定了北境，还为后来的边疆治理积累了经验。

最重要的是，还催生新型军政体系。

陕东道行台的实践，为贞观年间的道制改革提供了原型。

而李世民通过此平台培养的幕僚集团，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后来都成为贞观政权的核心班底。

这一军政体系的创新，不仅为唐朝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贞观之治奠定了组织基础。

武德元年十二月的这两大事件，看似孤立，实则互为表里。

李世民的权力擢升标志着关陇军事贵族的重新整合，而西突厥的归附则预示着新兴王朝对边疆秩序的重构。

这种内外政策的协同推进，生动展现了初唐政权从割据集团向大一统王朝转型的历史进程。

通过军政布局的优化、胡汉融合的实践以及权力结构的调整，李唐政权在武德年间逐步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