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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注解（第15页）

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

，为藏书与讲学之所。

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

由此来看，“庐山国学”

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

，亦即后来的“书院”

。

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

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

可见此时“国学”

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

是一样的。

但是，真正把“国学”

同诸多“外学”

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

[1]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

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

、“国学”

的呼声，从此“国学”

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

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

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

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

，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

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

。

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

的重要性。

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

，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

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

在国内的立足。

[1]

释义争议

就国内而言，清末民初，学界对“国学”

的释义争议很大，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

即“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