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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0章 准（第2页）

当时匈奴隔绝了汉与西域的北方通道，张骞遂上奏重开“西南夷”

地，以便蜀经身毒国（今印度）维系与大夏等国的联系。

武帝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人，前往蜀地，寻求通往身毒国的道路，他们分成数路，分别从蜀郡、犍为郡出发，一路出冉，一路出徙，一路出邛，一路出双。

尽管此次探路任务最终未能完成，汉政府却再次接触、了解到西南边地各族的情况。

从元狩元年（公元前112年）至元封二年，汉武帝进行了又一次“开土列郡”

的大规模的幵发活动。

先后在“西南夷”

地区设郡置吏。

在今贵州东部地区设立了膵柯郡，在邛人活动地区，设置了越鸿郡，在杂人活动地区，设立了沈黎郡。

在冉、骚之地设置了汶山郡，在广汉西部白马氐人活动地区，设置了武都郡。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又在滇地设宜益州郡，置官吏，滇王入朝。

武帝又赐滇王壬卬，让其仍统治当地各部。

设县后，又向当地大量移民。

当时，朝廷的许多官员曾亲到西南边疆各地，或率兵征伐，成设府为官，当时担任郎中的词马迁，也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筷、昆明、还报命”

。

司马迁在西南诸民族之中，宣传汉德，査访风上人情。

元封五年，武帝又在全国设十三州（部）刺史，每秋督巡郡国。

刺史制度当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

武帝在巴蜀故地设认了益州，据说是希望“州之疆壤益广，故称益公”

乳益州辖巴、蜀、广汉、犍为、样柯，益州’越鹤、沈黎、汶山’汉中、武都等郡，正相当于广义的“蜀”

地，也正好是秦汉间巴蜀及“西南夷”

地区。

东汉时益州初治广汉郡维县，东汉后期徙治成都，这就再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成都平原在西海地区的领导也位，也从法律上承认了西尔地区的整体关系，这对西南地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

，与设郡县、置官吏相并行的，则是羁糜制的实施。

秦汉制度，“（县）有蛮夷曰道”

也即在民族聚居区设立的县级称道。

道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县制，如一般不设乡里等。

“西南夷”

地区，皆系民族聚居区，但这次武帝新置七郡中，只在极少数地区设道，多数地区仍是设县但这里的统治制度仍有别于内地的县。

在这些地区，一般不征收赋税，或只以部落、氏族为单位征收少量赋税；

这些蚀区的民族封君仍保留传统的神权、司法权、经济权和兵权；内地的法律、礼制规定等，在这些地区或有较大修改、或不执行等，当时称这种制度为“羁縻”

。

武帝还承袭秦人的作法，在西南地区分封民族首领为王、侯，“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

。

武帝之后的两汉时期，羁縻制与郡县制在西南南部长时期并存，互为补充。

关于秦汉中央王朝（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开发西南的目的和效果，东汉史学家班固有云：“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