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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第8页）

这部编年体中国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学史上，该书的成就，地位和作用，无与伦比，在世界史学史上，也首屈一指。

研究中国史，了解中国史者，不可不读《资治通鉴》。

司马光早就想编一部简明系统的中国通史，苦于没有机会和时间．在和王安石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

。

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

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年～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

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

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

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

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触、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

《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

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

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

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严格的选材。

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

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

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

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

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

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

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

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

《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

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

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

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

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

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

，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

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